内容提要：职业教育在国家战略、强力政策等利好下得到充分的发展，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职业教育办学效率提升和职业教育新秩序创造为目标，构建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模型，提出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价值追求是职业教育相关利益主体的共生、和谐与规范，切入点是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数据流动，关键是权力配置与共治模式。而要实现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需要完善制度建设，夯实生态化治理基础；建立生态化治理平台，畅通多元主体在生态化治理体系中的话语表达；理顺多元主体关系，促进职业教育多个利益主体的“共生”关系形成；建设职业教育大数据平台，为生态化治理提供支撑；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促进多元主体的资源共享共建。

教育治理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实现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1]。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领域深化综合改革的总要求[2]。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各类职业教育政策利好的释放发展迅猛，校企合作办学逐渐深入，多种办学形式不断兴起，办学主体日益多元，需要通过治理体系的建设改变传统的单向性、强制性和刚性的管理模式，实现“复合性、合作性、包容性”的治理运作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是职业教育改革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然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研究关注的是治理体系技术环境建设，有的仅仅限于职业教育制度(体制与机制)本身，治理模式所强调的“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能得到充分的讨论”，进而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理性化”等特征，实现“共赢善治”的联动关系相去甚远[3]，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看作多种利益关系交织、多维度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弄清职业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优化以制度为核心的各类元素之间的配置与关系，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宏观指导和方向指引，是本研究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价值内蕴

(一)生态学理论及其治理引导价值

生态学是指研究不同层次区域生物分布、多样性、相互关系以及与外界环境交互情况的科学[4]。其研究对象通常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是区域内的生物连同环境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各个组成要素彼此影响，相互协调，维持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具有自组织性、整体性、系统性、开放性、动态平衡性、可持续进化、能量流等特征[5]。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日益加剧，生态学受到各个学科的重视，成为人们研究与实践的指导思想，影响了民众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6]。在教育领域，也兴起了基于生态学的相关研究，试图用来解决教育学中许多无法用一元的、单向度的、简单的因果关系解决方式解决的问题。生态学对职业教育治理的引导价值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治理的过程，需要建立一种遵循职业教育内在规律的治理体系，需要面对组成元素的复杂性、关系的多向交织性、动态的平衡关系结构以及内生共建为基础的组织形态构建，实现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转型升级。

(二)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内涵与价值内蕴

职业教育治理指的是职业教育的相关利益主体，在共同的价值追求基础上，制定相关的职业教育制度，形成恰当的教育政策，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适应职业教育体系运作，进而提升职业教育科学化程度的过程。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是指按照生态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充分考虑职业教育自身的层次性、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进化等特性，评价职业教育相关资源和改革模式对职业教育的作用取向和提供标准，去认识、整理和要求职业教育办学活动，规范职业教育实践与现行，支持内生改革和外部环境适应的进化，进而实现更高层次平衡的治理模式。其价值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优化职业教育自身生态。职业教育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包括了职业教育院校、校企合作伙伴、通过联盟等形式参与职业教育的各种社会组织、政府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以及教育部门等，其复杂的利益诉求和相互交织的关系，需要按照生态化所内蕴的系统性的整体去梳理。第二，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能效。从政府与社会层面而言，职业教育负载了国家转型升级所需要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期待，其资源的投放需要一个更加科学的方式，以提升其效率；从学校层面，职业院校自身主导的校企合作、生源多样性发展、开放办学等，需要从政府主体管理转向以数据和信息为支持的协商式治理，进而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支持职业教育效率的提升。第三，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活力。现代教育追求更加自由的教育，这种自由体现在教育主体的选择权、学习权、表达权，教师的学术研究权，教育机构的办学自主权，参与企业的评价权以及教育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上。没有自由就没有办学的活力。而任由各类主体的自由发挥又会导致一方自由对另一方自由的侵犯，致使自由的缺乏。因此，按照生态系统的弱制衡、自组织等形态去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职责，保护参与者的自由，形成具有活力的职业教育生态，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第四，促进职业教育新秩序的形成。生态理论支持生态系统内的相关物种通过竞争关系，实现以竞争为基础的进化。职教体系需要在一定的制度下，强化竞争，支持各个相关体系形成共生关系，进而实现职业教育的新秩序。

二、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理论模型

教育治理是教育体系建设发展到现代的产物，是社会新型民主形态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治理的突出特征是支持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实现共同治理。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优越性，体现在职业教育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而目前的机制无法解决职业教育的复杂性问题，比如校企合作办学的问题、职业教育资源共享的问题、育人的过程性支持和通用能力标准建设等问题。高职教育生态化治理的魅力在于将各个相关主体纳入统一的框架中，通过民主、参与、协商等要素纳入高职教育整体的优化中来，在责任的分担、权力的分配、合作的参与等实践，体现出相对于层级管理的巨大灵活性。分析职教生态化治理的相关关联元素及其隐匿的相关关系，借鉴生态系统的模型，笔者尝试对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进行理论模型构建，见图1。

图1 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模型

(一)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相关元素

1.职业教育相关种群：学生种群、学校种群与行业企业种群。学生种群包括了学历教育学生和非学历教育学生。学历教育学生指的是通过获取学历的方式参与职业教育的学生，非学历教育学生指的是通过学校培训等方式参与职业教育的学生。学生种群在整个职业教育群体中扮演生产者的角色，为整个生态系统提供能量，也是整个生态化治理模式的服务对象，缺少了学生种群，生态化治理模式的价值将不复存在。学校种群包括了基础教育机构、中高职教育机构、应用型本科和其他各类非学历教育机构。学校种群是整个生态化治理模式的核心元素，整体治理模式是为了理顺学校的治理逻辑，学校内部治理模式更是整个模型中的核心。行业企业种群指的是与职业教育相关的行业企业，包括合作和参与办学的行业企业以及用人单位。前两者是整个治理生态中的关键，后者通过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而实现自身话语的表达。

2.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对象：资源配置、权力分配、数据流动。资源配置指的是对国家、社会、企业、学校等资源进行不同层面的配置。比如通过多元参与的方式、充分考虑结果公平、考虑国家精准扶贫等政策，对国家投入到职业教育上的资源进行基于协商的分配。权力分配指的是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过程中的各个主体基于权力的分配，包括资格权力、参与权力、决策权力和监督权力等。资格权力指的是通过一定的认可机制，各个利益相关机构可以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来。对高职资格的批准、示范性院校的建设等，在本质上是属于资格权力。参与权力指的是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力，比如学生的参与权、企业行业的参与权等。决策权力指的是通过话语的分配，实现对治理对象的规则制定、资源分配等决策权力。监督权力指的是各个相关利益主体有权力监督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对资源使用主体偏离状态进行判断，开展有效的监督，保持资源的基本方向甚至对资源的投入进行中止、追回的方式开展止损。

3.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方式：共治与竞争。“共生”是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目标，实现“共生”的基本方式是“共治”，“共治”不是单一主体的统治和管理，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化行为[7]。“共治”的标志是复合性的、合作性的、包容性的决策模式，关注的是行为过程的合理性，能有效提升教育的效率[8]。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方式是通过多元参与主体的话语表达，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进而实现人才培养的整体效率和新的秩序。在“共治”体系中，各个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比如学生群体、家长群体等，参与话语表达，行使决策权力和监督权力，进而进行行政权力的制约，防止行政权力的越位和错位。“竞争”指的是资源的获取者需要通过理顺自身治理结构，发挥最优状态，才能获取相应的职业教育资源和权力。竞争是生态系统的基本样态，自然生态中的种群都是通过竞争获取发展空间，通过竞争保持生态的平衡。在职业教育领域中，也要提倡适当的竞争，比如学历教育主体通过特色、质量、空间等获取优质学习者，保持对社会、政府和企业办学资源的吸引能力。企业行业种群通过提供良好的校企合作方式等方式，提升自身在获取职业人才、提升企业人才适配度等方面的话语和便利。“竞争”是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又一基本方式，通过治理平台的建设，促使各个利益相关主体通过竞争获取资源和权力，提升整体职业教育的活力。

(二)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相关关系

1.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目标：职教效率与职教新秩序。职教效率指的是投入职业教育的资源与职业教育的产出的相关关系，是衡量职业教育办学效率的有效标志。尽管在职业教育领域投入的资源逐年增加，但职业教育总体资源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个形态会长期存在。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率是职业教育生态治理模式的目标，也就是减少由行政发起的指令性治理，通过职业教育治理平台的构建，以循证治理、循数治理、循法治理、循规治理等治理方式，优化职教资源的配置效率。职教新秩序指的是通过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造，理顺职业教育各个层级、不同主体、不同种群的相关关系，进而创造新的平衡生态，形成新的职教形态。职教新秩序是对现有职教体系的超越，蕴含了对原有职教教育秩序的偶然性、任意性以及行政化的否定。职业教育新秩序包括教育教学的秩序、校企合作办学的秩序、教学管理的秩序、学徒培养的秩序等内容，包括了人才培养价值追求的重新梳理，也包括了教育机构之间的特色形成，还包括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风格，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竞争力。

2.职业教育生态治理的价值追求：共生、和谐与规范。价值追求是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灵魂。生态化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构筑从愿景到实践、从规划到创新、从单一到复合、从局部到系统的变革，有效的推进涉及各种利益冲突、矛盾的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使整体治理体系围绕“立德树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聚焦于教育人、引导人和培养人的过程，形成职业教育生态治理的共生、和谐和规范的价值追求。首先，共生指的是“生物体在生命周期中的永恒特征和生理上的彼此平衡状态”[9]在欧洲的早期概念中，共生常用于两种生物体之间的相关关系，随着生态理论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共生广泛用于多个种群的相互关系。共生是生态系统的一种基本样态，是在“群”的意识和合作中形成的克服自然威胁和族群中获得“生存能力”的方式[10]，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个要素。共生单元指的是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共生模式指的是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逻辑链，比如资源投放机制对整体职业教育发展形态的影响。共生环境指的是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职业教育环境。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就是按照共生发展的规律，形成多个主体多向激励的共生机制，形成互惠性的多主体关系，支持整个办学体系的活力迸发。“和谐”指的是在多样性的情况下融合发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协调、既对立又统一、合乎规律的存在”[11]，治理的精髓不是强制，而是通过共同价值和治理平台的建设，形成蕴含集体意识的制度体系，按照信息和数据的方式开展决策。“规范”指的是在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中要按照既定的规范形成决策和权力分配，也就是要“依规”治理。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规范要求是通过民主建立全方位的规范，支持多主体、多因素、多环节的规范体系，并注重不同规范之间的相互支持作用，促使规范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而实现相应的规范效果。

3.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切入点：数据流动与资源配置。在传统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政府是职业教育事实上的办学主体，教育机构是政府在实践办学过程中的承担机构，政府通过考核、评价、资源投放等方式，对教育机构进行控制。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模式强化了职业教育治理的多元主体的参与，打破了政府对资源投放、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垄断，需要调整参与的相关利益方在职业教育办学上的定位、分工和各自的角色。这不仅是原有利益的重新分划，更是对传统工作模式的变革，需要有一个推动的切入点。在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中，数据流动和资源配置以及两者之间的强联系建立，是推动整个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内容。数据流动指的是通过整合职教领域以及与职教相关的社会领域的数据，使之服务于职业教育的研究、过程保证、结果评价等方面，进而支持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机制、权力等进行决策。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职业教育信息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改变了职业教育的本身，各个环节的信息化为数据的整合、清洗、建模、利用等提供了基础，通过数据联通实现数据的流动，构建一个数据的“交换、整合、分析”的体系[12]，承接各类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依托建模的方式，开展大数据分析，支持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科学性、高效性、过程性等要求，实现常态化的“数据治理”。“资源配置”指的是职业教育体系中，按照特定的模式，对投入职业教育的资源进行分配的方式。在传统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中，资源配置是政府办学主体地位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现有职业教育体系的低效。在学校层面，缺乏科学的评价依据，不同专业上的资源配置也是存在较大的问题。资源配置是治理的根本手段，各个利益相关主体通过对话、协商开展资源配置的行动，进而把握职业教育资源投放的方向，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4.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关键：权力配置与共治模式。教育治理追求的高效和新秩序的形成，并不是通过权力的高压产生，而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将整个体系内的各个相关主体的活力激发出来。治理的本质是对权力的民主化管理，是“分权”和“共治”。能不能做到治理体系的变革，能不能按照生态化的要求开展治理，关键是“权力分配”和“共治模式”的产生。在职业教育领域，存在较大的权力分配的矛盾：从大的层面讲，追求职业教育的秩序容易导致学校的自主性缺失，追求职业教育的公平容易导致职业教育的效率；从中观层面讲，过度支持企业的利益诉求容易导致合作职业院校的动力，过度支持行业标准导致办学特色的失去；从微观层面讲，过度关注教师的技术能力容易导致研究的失落，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权力配置”和“共治模式”发挥作用。“权力配置”的关键是参与权、决策权的结构性调整，在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中，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等相关主体，都是生态系统的种群，为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提供支持，这些主体必须在职业教育治理的权力结构中扮演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向学校分权、向企业分权、向社会分权，进而改变政府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职能，促使办学机构形成基于规则的自组织模式，体现办学的主体性；企业的用人诉求、职业教育参与的合理所得得到充分的表达；个人职业能力的提升等诉求，获得更好的尊重和更多的选择权。“共治模式”的关键是治理机制的建设，各个利益相关主体在治理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以何种形式、何种方式参与到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社会组织如何评价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效？如何影响职业教育的办学资源投放？这些落实到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具体行为中包括了企业参与教育决策制度的构建、集体决策制度的构建、师生参与学校治理制度的构建等。比如教材的使用，就可以由办学主体形成招标程序，提供方案，提供给包括各个利益相关主体选择的方式开展；实训室建设的定位、功能与建设方式，也可以以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同进行筹划，相关条件提供给双方使用。

5.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保障：动力体系与保障制度。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国家层面，面向的是上万职业教育院校和数以万计的职业教育机构，同时还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职业教育生态的构建；在学校层面，人才培养计划、人才培养过程和人才培养评价等都涉及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在个人层面，打破传统的方式，意味着民主素养、参与能力、选择能力的考验，这些都需要建立一个保障体系。保障体系构建的核心是“动力体系”和“保障制度”的建设。“动力体系”指的是要构建促进生态化治理体系形成的动力机制，挖掘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价值，并构建相应的机制，显得尤其重要。在价值上，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价值引导体现在社会的复兴、民族的竞争力、职业教育关系梳理等方面；在作用方式上，可以在宏观上支持政府对职业教育相关关系的重构，实现权力的分配与资源调配机制的建设，构建各类教育机构形成“共生”“和谐”与“规范”的模式，在中观上支持教育机构、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资源形成基于自身利益的合理竞争，保持教育机构的活力；在微观上，赋予职业教育参与群体的个人获得感，比如对职业教育的教师通过提升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方式，促进其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民主化改造等，支持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保障制度”指的是形成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相关保障。从政策上讲，政府要将职业教育治理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国家政策体系，支持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合法性；从执行层面讲，学校等要将自身治理体系的构建，纳入学校章程，通过政府层面进行发布。同时，各类关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相关制度建立之后，各个利益相关主体需要对相应的制度进行遵循，对违背相关制度的主体有相应的“惩戒机制”，保障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体系的形成。

三、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一)完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夯实生态化治理基础

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能否落地，合法性是关键。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来支持，通过以价值为先导的体系，形成自上而下的治理制度，夯实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基础。其中的制度包括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职业教育制度和各个教育机构的内部制度。在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层面，国家政府仍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国家需要建立起教育治理尤其是职业教育治理相关的宏观制度，解决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利益分歧问题和治理活动碎片化、治理过程的不可持续化问题。国家层面的宏观制度需要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赋予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改革和创新发展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需要政府将顶层设计与职教内部实践需求结合，政府层面的制度提供实践的指导方向，构建与现实国情相匹配的体系，并在执行中遵循生态系统的规律，在不断冲突中完善和优化，比如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对不同机构提供的资历予以认可，并与国际相应的资历进行对接。职业教育制度指的是对职业教育整体的规划等相关的制度，比如明确对职业教育的管办评分离，委托社会的第三方评估，建立政府购买校企合作服务等方式，解决职业教育系统治理的制度性问题。教育机构内部制度指的是以章程为首的教学、科研、学生、人事、资产与后勤、安全、校企合作等在内的现代职业院校制度[13]。将职业教育机构内容的各个相关系统整合在治理体系的制度生态中，将职业教育的相关事务纳入学校治理机制的全部过程中，夯实基层办学机构的治理。

(二)建立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平台，畅通多元主体在生态化治理体系的话语表达

在一个和谐的生态中，其主要组成部分都能如意获取自身发生所需要的资源，比如生产者能获取重复的阳光雨露，消费者能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它们按照自身的逻辑与自然界发生联系，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就是自身话语表达的方式。在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过程中，其所面向的是以“人”为核心的主体，他们要参与治理机制，需要借助一定的治理平台才能发挥作用。比如学习者的职业能力提升诉求，对高质量职业教育的诉求等表达，需要通过一定的平台才能实现。同样，企业行业参与职业教育，也需要一定的机制。从现有体系来讲，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需要畅通如下平台：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要形成广泛征求意见的平台；职业教育资源的获取或者分配需要建立以数据和信息为基础的多主体协同方式；教育内部治理需要发挥广大民众的参与的平台。教育治理的本质是民主的释放，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关键，是搭建民主的平台，以此形成民主的决策。需要指出的是，集权也是生态化治理的关键，集权指的是政府集中权力，干预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集权的意义体现在民主方式不能保证的国家发展战略、教育公平等问题上，类似于生态系统中为了保证生态的多样性对特定物种进行保护，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现实国情中，集权还是弱势群体表达自身需求的有效方式。限于弱势群体表达能力的缺陷，集权通过对职业教育需求和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握，通过对已有数据的整合、清理，做出决策，实现弱势群体的参与，体现一定的参与价值。

(三)理顺多元主体的关系，促进职业教育多个利益主体的“共生”关系形成

按照生态视角审视职业教育治理的相关元素，职业教育学生与教育机构为共生关系，职业教育机构与相关企业行业为共生关系，职业教育学生与相关行业企业也是共生关系。但现实的环境中，各个相关主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矛盾还大范围的存在。比如倡导多年的校企合作关系，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环境中停滞不前，这与企业关注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对自身的长期影响有关，也有职业教育自身并没有培育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相关。在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中，需要多个主体的相互支持和协同，就要塑造不同主体的相互支持体系，形成共生关系。比如在办学体制上，形成学校、行业、企业等组成的共生单元，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办学体制；在管理体制上，以政府为主导，为职业教育共生单位提供服务、指导和监督，调动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在校企合作关系的构建中，可以通过股份等方式，将学校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注点进行聚焦，形成恰当的校企合作关系。各类共生关系的构建，形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

(四)建设职业教育大数据平台，为生态化治理模式运行提供依据

治理的目标是职业教育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依赖治理体系所产生的决策科学。大数据为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提供了精准、及时的数据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运行，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证据之上。积极推进覆盖职业教育相关环境和学习环节及其管理环节的大数据体系，通过收集学习数据(门户学习、搜索学习、社交学习)、智能终端(穿戴设备、情感感知设备、摄像系统等)、各类应用(学习应用、管理应用、评价应用、监控应用)等相关数据，理解学习者及其所处的情节[14]，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并科学评价职业教育成效。这就要求从国家层面设计数据捕捉的指标体系、关键内容和技术手段，对伴随式、过程化的数据进行采集，形成完善的数据获取体系，提高了数据的利用效率，形成自上而下的数据捕捉生态，支持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

(五)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促进多元主体的资源共享共建

治理的价值体现是“共建共享”。资历框架是基础行动的标准框架[15]，在职业教育资源领域，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体系和共享机制，在职业教育内部，专业标准建设、课程开发、教材建设、资源建设等方面单打独斗的现象较为严重，导致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在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由于学分认定的标准缺乏，各个机构的学分互认机制缺失，导致职前与职后、跨学校学习等相关的学习重复学习和低效学习；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在知识、技能和能力上的标准不清晰，不同阶段的学习内容衔接程度不高，学习者进入不同层次的机构进行学习时不能获取自身所期待的高效学习等，这些显著地降低了治理的成效。因此，建立以资历框架为内核的标准体系，规范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知识、技能，基于资历框架建设国家行业通用能力标准，用于评价职业教育体系的办学成效，并以此指导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和资源建设。由于各类资源依托相同的标准建设，扩大资源建设的共享范围和提升资源的共建水平就相对更加容易，依据相应的标准对机构资历的评审、质量保证机制的建设等具体的治理行为也更加科学。

(六)提升职业教育人员治理的能力，提高治理结果的执行水平

治理体系的完善，还依赖职业教育人员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治理结构的落实程度。首先，职业教育人员要清晰职业教育发生规律、职业相关技术技能提升的发生逻辑，在制定相关治理规则的时候，真正体现为职业教育群体服务的宗旨，按照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共生、和谐、规范”，科学、民主的形成相关政策，确保职业教育治理过程的功能实现和结构优化。其次，要提升自身的参与能力，积极投入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来。科学的治理体系的运行，需要借助职业教育治理相关利益者的能力，比如自身诉求的表达，对治理渠道的积极参与等。再次，要提升治理决策的执行水平。治理本身不是教育教学，不能对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优化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而发挥作用。因此，提升职业教育人员治理的执行水平，也是形成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内在要求。

四、结语

生态学理论为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体现为将职业教育系统内容的相关元素作为一个整体，以生态学所倡导的共生、和谐、规范等理念，结合职业教育自身的层次性、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进化等特性，系统的关注整个职业教育生态，依据信息与数据，构建治理平台，形成协同的解决方案，以此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效率和创造与现实更加契合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团队设计了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模型，并勾勒了职业教育生态治理的实现路径，对指导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前，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比如职业教育的外部生态还不足以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输送“无机物”，治理所依托的制度、标准等还较为缺乏，大数据等“技术化”支持的系统不够完善，相关治理主体还不足以承担治理的任务等，制约了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的实践。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成熟，相关治理理论的理念逐步在职业教育领域传播，职业教育生态化治理会呈现出应有的格局，逐步实现其提升职业教育效率和创造职业教育新秩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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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玉萍，女，重庆广播电视大学讲师；吴南中，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